中国公益慈善正在走到一个新的发展节点。

2008年汶川地震，激发了全民捐赠和志愿服务热潮，被视为中国现代公益慈善发展的重要起点。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推动慈善事业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进入2026年，面对社会需求的变化、公益组织能力的不足以及数字技术带来的新机遇，中国公益慈善又将走向何方？

在日前第五届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上，海南亚洲公益研究院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创始院长王振耀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判断：中国公益慈善正在从“公益元年”走向“社会服务元年”。

这不仅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重新命名，更意味着公益慈善需要重新认识自身的使命、能力和社会角色。

梳理王振耀近年来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从资源动员走向专业服务，从项目实施走向组织能力建设，从行业内部发展走向融入社会服务体系，从慈善资源的投入走向社会价值的创造。

其中，有六个核心判断尤其值得关注。

一、公益慈善的下一程，不再只是募集资源，而是创造服务

过去近二十年，中国公益慈善取得的重要进展之一，是社会善意不断汇聚，公众参与渠道持续拓展，慈善组织逐步发展壮大。

但在王振耀看来，行业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转换发展重心的阶段。

过去，人们讨论公益慈善，往往关注捐赠规模、募款能力、项目数量和参与人数。这些指标反映了行业的资源动员能力，却不能完整回答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慈善资源究竟为社会解决了什么问题？

捐赠可以在短时间内汇聚大量资源，但资源投入并不自动等于问题解决。资金能否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项目能否回应复杂的社会需求，服务能否持续，最终效果能否得到检验，这些才是公益慈善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正是王振耀提出“社会服务元年”的现实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儿童发展、残障服务、社区照护和困难群体支持等需求不断变化，社会需要的不仅是临时性的救助，更是长期、稳定、专业的服务。

由此，公益慈善的价值评价也需要发生变化：不能只看投入了多少钱，还要看这些资源是否转化为有质量、可持续、能够真正改善人们生活的服务。

这意味着，公益慈善需要从“资源导向”进一步走向“需求导向”和“服务导向”。

资源动员解决的是有没有资源的问题，专业服务解决的则是资源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问题。前者仍然重要，但后者将越来越决定公益慈善的实际价值。

二、公益组织的核心竞争力，需要从项目执行转向专业能力

王振耀把社会服务称为中国公益界面临的一场“大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服务对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过去，一家公益组织能够找到资助方、设计项目、组织活动、完成执行，往往就具备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基础。但当公益慈善进一步进入社会服务领域，仅仅具备项目执行能力已经不够了。

社会服务需要理解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需要进行专业评估、服务设计、过程管理和效果评价，也需要培养、使用并留住专业人才。

尤其是养老、儿童、残障等领域，服务对象的需求具有复杂性和连续性。一次活动可以带来短暂的帮助，却很难替代长期陪伴；完成一份项目报告，也不意味着服务对象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因此，王振耀强调，慈善组织需要提高自身的韧性和专业性。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性”与“韧性”并不是两个孤立的概念。

专业性决定组织能否提供可靠的服务，韧性则关系到组织能否在复杂环境中持续提供服务。一个组织即使拥有优秀的项目团队，如果过度依赖单一资助来源、缺乏稳定的人才队伍，或者每年都需要为机构能否继续运转而焦虑，也很难形成长期的服务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公益行业需要重新认识组织发展的标准。

一家机构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做过多少项目、服务过多少人，还在于它是否建立了可持续的专业团队，是否积累了服务经验，是否能够持续回应社会需求。

项目是组织提供服务的载体，组织能力才是持续创造社会价值的基础。

这也意味着，行业评价公益组织时，需要更加关注其专业积累、人才建设、服务质量和持续发展能力，而不能只看项目规模与短期成果。

三、过好“社区关”，让公益真正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王振耀提出，中国公益慈善需要过好“社区关、社会服务关、数字关”三关。

其中，社区关具有基础性意义。

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养老、儿童成长、困难救助、邻里互助等需求具体发生的地方。无论慈善资源来自企业、基金会还是社会公众，最终都需要进入具体的生活场景，才能产生真实的社会价值。

王振耀曾将中国尚未充分开发的社区慈善形容为“一座金山”。

这一判断提醒我们，中国慈善资源仍有进一步进入社区的空间。与此同时，社区慈善也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在社区开展募捐活动，或者由外部机构向社区输送项目。

更深层的问题是，公益组织能否真正理解社区。

社区不是抽象的服务对象集合。不同年龄、家庭结构和生活处境的人，有着不同的需求；即使面对相同的问题，不同社区也可能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

如果公益组织只是按照资助方设定的项目周期和活动要求开展工作，却没有真正了解居民的生活，那么项目即使完成了既定任务，也未必能够解决社区的实际问题。

反过来，如果组织能够长期扎根社区，理解居民需求，与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志愿者和居民建立稳定联系，慈善资源就有可能转化为更有针对性、更具持续性的服务。

社区也不再只是接受帮助的对象，而可以成为发现问题、参与服务、组织互助和创造价值的主体。

因此，王振耀所说的“深入地扎根，到老百姓当中去”，不仅是工作方法的要求，也是公益慈善发展逻辑的变化。

公益能否真正走进社会生活，不能只看项目是否进入了社区，更要看组织是否融入了社区。

四、过好“数字关”，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公益慈善的工作方式

在王振耀看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正在为公益慈善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他曾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形容为对公益慈善界的“砸门”。这个说法颇有意味：数字技术并非公益行业可以选择性关注的外围工具，而是可能改变资源匹配、项目管理和社会服务方式的重要力量。

例如，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公益组织更高效地识别需求、分析数据、匹配资源，也可以辅助项目设计、服务记录和风险识别。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可能降低部分专业工作的技术门槛，使规模较小的组织获得过去难以拥有的分析和管理能力。

但数字化的意义，并不只是让公益组织更快地完成原有工作。

如果只是把传统工作流程搬到线上，或者用人工智能生成更多宣传材料，数字技术的价值仍然相当有限。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能否改变服务供给方式，帮助组织更准确地识别需求，更有效地连接资源，并将服务延伸到过去难以覆盖的人群。

当然，技术能力不等于服务能力。数据质量、隐私保护、算法偏差、信息安全以及技术使用中的责任边界，都需要得到重视。对于涉及困难家庭、未成年人和其他脆弱群体的服务，尤其不能因为技术提高了效率，就忽视对人的尊重与保护。

王振耀提出，公益慈善不能继续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应主动与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开展合作。

这实际上是在提醒公益行业：面对技术变革，关键不是每家组织都独立开发一套系统，而是如何利用外部技术资源，形成真正服务于自身使命的数字能力。

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公益组织做得更快，但最终仍要回答：能否做得更准、更好、更持续。

五、社会服务需要专业组织，也需要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

从社会服务的角度观察，王振耀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公益组织能力的提升，不能完全依靠组织自身努力，还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提供支撑。

他特别谈到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稳定性问题。

目前，内地一些地方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采取一年一招标的方式。这种机制有助于规范资金使用、形成竞争，但对于养老、儿童、残障等需要长期服务的领域，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假如一家机构今年承接了服务项目，建立了团队，与服务对象形成了稳定关系，第二年却因为重新招标而失去项目，那么人员流动、服务中断和关系重建，都可能成为现实问题。

对普通采购而言，更换服务提供者未必会造成明显影响；但对需要长期陪伴的社会服务而言，连续性本身就是服务质量的一部分。

专业人才需要时间培养，组织经验需要持续积累，服务对象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也需要长期建立。如果资金安排过于短期化，组织就容易把大量精力投入项目申报和续标，而难以进行长期规划。

王振耀借鉴香港相关实践，提出可以探索更加稳定的服务承接机制，在规范财政资金使用的同时，兼顾服务对象的连续需求。

这一观点的价值，在于将社会服务的专业化问题与制度设计联系起来。

如果要求公益组织提供长期、稳定、专业的服务，就需要思考现有资助周期、政府购买机制和服务评价方式是否与这一目标相适应。

当然，强调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取消竞争和监督。真正需要探索的是，如何在公开透明、绩效评价和资金监管的基础上，为经过验证、确有持续需求的服务提供合理的稳定性。

不能一边要求社会组织建设长期服务能力，一边又让其始终处于短期项目的不确定性之中。

六、从公益慈善到“善经济”，让社会价值成为发展的重要尺度

王振耀关于“社会服务元年”的思考，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他近年来持续倡导的“善经济”。

他提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企业要实现良好发展，也需要与国计民生和社会真实需求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在回应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经济价值。

这一观点把公益慈善的讨论从行业内部进一步延伸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容易把经济活动与公益慈善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企业负责创造经济价值，慈善负责将部分资源用于社会公益。但从“善经济”的视角看，两者之间并非只能是先创造财富、再进行捐赠的关系。

养老、儿童发展、残障服务和社区照护等领域，既存在真实而持续的社会需求，也需要专业人才、组织体系和服务供给。这些需求能否得到有效回应，不仅关系到民生福祉，也关系到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可以发挥资金、技术、管理和创新能力，公益组织可以发挥需求识别、社会动员和服务实践方面的作用，政府则承担制度建设、公共责任和服务保障等职责。不同主体通过合作，有可能共同创造社会价值。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益活动都必须追求经济回报，也不意味着社会服务可以简单地市场化。

恰恰相反，越是涉及困难群体和基本民生，越需要明确公共责任、公益使命与商业机制之间的边界。社会价值不能只用市场收益衡量，经济价值也不应成为公益行动的唯一目标。

“善经济”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是如何让社会价值不再只是经济发展之后的补充，而成为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考量的重要尺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益慈善走向社会服务，不仅是行业自身的转型，也是社会重新认识公益价值的一次机会。

结语、公益慈善需要进入一个更加重视能力的时代

从“公益元年”到“社会服务元年”，王振耀试图回答的，是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到今天之后的一个关键问题：当社会善意已经广泛存在，慈善资源不断积累，行业下一步应当把力量用在哪里？

他的回答指向几个相互关联的方向：扎根社区，回应真实需求；提升专业能力，建设有韧性的组织；拥抱数字技术，改善服务供给；完善制度环境，保障服务连续性；推动多方协作，让公益慈善更深入地融入社会发展。

这些判断共同指向一个变化：公益慈善的竞争力，正在从资源的多寡，进一步转向将资源转化为社会价值的能力。

当然，从资源动员走向专业服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涉及组织转型、人才培养、资助机制、技术应用和制度建设，需要整个行业逐步探索。

但有一点值得明确：社会服务不是公益慈善原有工作的简单延伸，而是对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未来，衡量一家公益组织的价值，不能只看它募集了多少资金、实施了多少项目，还要看它是否真正理解服务对象，是否建立了专业能力，是否能够持续提供有质量的服务，以及是否让社会因为它的存在而发生积极变化。

慈善的下一程，不只是让更多善意汇聚起来，更是让善意能够抵达需要它的人，并以专业、稳定、可持续的方式发挥作用。

这或许正是王振耀提出“社会服务元年”最值得行业认真思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