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闪烁着美德思想的星光，中华民族“以诗为经”，涵养着重德向善的民族性格。

陈来教授在《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中提到：“西周的《尚书》《诗经》在孔子时代已经成为包括孔子在内的人们所依凭的文化经典，成为早期儒家思想由以出发的思想基础，为早期儒家提供了表达方式和支持意识。”此论述所在章节，陈来教授取名“孔子的资源”，富于深意。本文探讨《诗经》如何为孔子的慈善伦理思想提供丰沛滋养。

引言：“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孔子以《诗经》作评判行善的标尺。

先来看一则故事，《孔丛子・记义》（注1）记载：

“一个鲁国人叫颜雠，极为孝顺，善于侍奉父母,子路对他十分钦佩。后来，颜雠在卫国蒙冤被捕,即将被处死。子路请求用赎金救他，卫国人同意了。不久,孔子的一些弟子凑齐赎金交给子路，以便去卫国赎回颜雠。有人就此对孔子发问:‘接受别人的金钱,去救赎自己偏爱亲近的人,这符合义吗?’孔子说:‘正是出于义才去赎他,因为贫穷才从朋友那里筹钱,不是义是什么呢?爱惜金钱而任由无辜的人陷于刑罚,就是常人都不能忍受,何况我的这些学生是对于子路所亲近的人呢?《诗经》说: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出自《秦风・黄鸟》）假如拿出金钱可以使人生还,即使比古人多付百倍金钱,也不算多啊。所以我的这些学生做了他们想做的事情,成就了子路的义举,这些道理不是你所能知道的。”

从有人提出疑问这一细节推测，那时对行善或许已经存在朦胧的狭义和广义区分了。孔子认定子路之举是“义”举，关键是强调了对生命的珍视，而说理的依据正是《诗经》。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引出三个问题。

其一，春秋时代《诗经》地位尊崇，备受重视。

陈来教授说：“把《诗》《书》作为某种终极性的权威文献，在春秋已经开始，而且成为后来儒家文献的特征。”

彼时，礼崩乐坏，社会上广泛出现“引诗”（即引用《诗经》诗句）说理、“证立”的文化现象。孔颖达在《毛诗正义》说：“《诗》之所陈，皆是正天下大法。” 充分彰显出《诗经》的经典性与权威性。仅在《论语》中，论及《诗经》和引用《诗经》就有二十余处。先秦典籍记载孔子引用《诗经》事例更是数不胜数。

其二，孔子将《诗经》列为首要教材。

《国语卷十七》中说：“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

马一浮先生《诗教绪论》也说：“六艺之教,莫先于《诗》。”

历史上，《诗经》可以说遭遇过两个极端倾向的对待。一方面，如胡适先生所批评的“文学变成了道学”；另一方面，近代在还原其文学属性时，《诗经》所蕴含的伦理思想内涵未得到充分肯定。

日本著名学者今道友信，似乎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孔子心目中《诗经》的定位。他在《东方的美学》一书说:“孔子已经预感到诗的形象和象征性的语言的升腾的力量，……知道了只有这种语言才能使人的精神和立足于概念的世界的彼岸相接触。”由此可见，《诗经》兼具经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诗意中寓含伦理。

其三，《诗经》给孔子仁爱慈善伦理提供了丰沛滋养。

从上述可知，在“诗缘情”“诗言志”的融合，即在审美教化与道德教化的功能结合上，《诗经》成了“孔子的资源”。孔子重视《诗经》，在其“发乎情”之中的伦理作用，用以养心劝惩，引导人们向善。

孔子建立了“仁爱”为基石的慈善伦理思想。周中之教授在《慈善伦理——文化血脉与价值导向》一书中，指出其中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从“爱亲”到“泛爱众”；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慈善道德理想；三是知行统一，见贤思齐的慈善道德实践观。他还提到，其慈善道德实践观可分为两大层面，一是知行统一，言行一致，慈善是善心、善举和善功的统一。二是见贤思齐，不断攀登道德境界。

《礼记・表记》记载：“《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若将孔子仁爱学说视为一个系统，那么，其仁爱慈善伦理付诸实践，用现代语言表述，需“系统抓”“抓系统”，一靠理念构建，二靠思想教育，三靠先进示范，四靠综合监督。而在这些方面，孔子皆从《诗经》中受到了启发、获得了资源。

 一、“不如叔也，美且仁。”——《诗经》为孔子贡献了“仁”的思想素材。

马一浮先生在《<诗>教绪论序说》说：“学是知仁,道是行仁。今治六艺之学为求仁也。欲为仁,须从行孝起。欲识仁,须从学《诗》入。”

《吕氏春秋・不二》提到“孔子贵仁。”那么，“仁”是什么呢？《汉语大字典》中对“仁”的释义共有十七种之多。

重要的是，资料显示甲骨文中无“仁”字；阮元在《<论语>论仁论》中指出：“‘仁’字不见于《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义辞之内。”因而“仁”最早见诸文本的当属《诗经・国风》。

“仁”字在《诗经》中出现两次——《郑风・ 叔于田》：“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而这两处“仁”，都有“爱人”之意。前者，《诗集传》注解曰：“仁，爱人也。”后者，《毛传》注解曰:“有美德，尽其仁爱。”

《汉语大字典》“仁”字第一个释义：“对人亲善,仁爱。”其第一个例句即引用《郑风・叔于田》。

《诗经》展现的仁爱精神，既表现在绥人以德的仁政，也寓含于爱怜弱者的真情；既体现在相互施舍的友爱，也反映在融入自然、爱及草木的精神。这些都与孔子仁爱为基础的慈善伦理相契合。

古典文献多处记载，孔子谈论“仁”时多次引用《诗经》，足见《诗经》对孔子“仁学”的影响。如《礼记・表记》里说，“孔子说:《诗经》上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杰哉!’（‘沣水中难道没有芑菜吗,武王难道不念着天下之事吗?他为子孙留下美好谋划,他荫庇子孙长享安乐,武王真是明王啊!’出自《大雅・文王有声》）这是长久施惠于后世的仁。’”孔子推崇“文武之道”，《诗经》亦是重要传播载体。

“仁”从“孝”始，“孝”是“仁”的根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诗经》中不少歌颂孝，讽刺不孝的诗篇，孔子多次引用，可见《诗经》中“孝”的观念对孔子的影响之深。例如，《荀子・大略》记载，孔子说:“《诗经》里讲：‘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孝子的孝心永不竭，孝的法则要永远传递。’出自《大雅・既醉》）侍奉父母也是很难的事,怎么可以休息呢?”

周中之教授指出：“孔子提出‘仁’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伟大转折。……孔子将‘仁’规定为‘爱人’,从人的价值中寻找仁的源泉，凸显了人的价值在道德中的地位，由此建立了以‘仁爱’为核心的慈善伦理思想体系，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慈善伦理—文化血脉与价值导向》）

对于孔子的这一“伟大转折”，《诗经》的贡献可谓大矣！

二、“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经》为孔子的仁德教化提供了重要途径。

孔子身为教育家，主张“教民”。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开启道德教化之先河。

什么是诗教？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不仅是谈文学，更是在谈论“为人”和文化建设。正所谓“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教是孔子教化的重要途径。马一浮先生说：“一切言教皆摄于《诗》。……故曰：‘不学《诗》,无以言’也。”（《马一浮学术文化随笔》）孔子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作为学诗、用诗的准则。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教注重诗在启发人的道德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学习《诗经》，人们感发善心，培养起对他人的同情和关爱之情。“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钱穆《论语新解》）

诗教也必然与慈善紧密相连。《论语・学而》有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孔子提出“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回应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李零教授在注解时说：“怎么叫‘好礼’？没准是当慈善家吧。”（《我读<论语>》）

孔子的诗教是有成效的。笔者查阅《孔子家语》（注2）中《弟子行》一篇，记载卫国文子特向子贡打听“孔子之施教”的效果。子贡一口气介绍了十几位孔门弟子的德行，部分还配以《诗经》中经典诗句，仿佛在表明“‘诗’行合一”。试举两个与慈善相关的例子。

——子贡说：“尊敬长辈，扶助幼小，不忘在外辛苦的旅人；喜好学习，博综群艺，体察万物且勤劳,这是冉求的品行。孔子因此对他说：‘好学就有智慧,同情孤寡就是仁爱，恭敬就近于礼，勤劳就有收获。’”

——子贡说：“富贵了他也不自喜，贫贱了他也不恼怒；假如对民众有利，他宁愿行为俭约；他侍奉君王，是为了帮助下面的百姓，这是澹台灭明的品行。孔子说：‘独自一个人富贵，君子认为是可耻的，澹台灭明就是这样的人。’”

现代人认为，慈善公益的本质是唤醒人的善心，最终唤醒社会的改变。孔子的诗教，就是做这个“唤醒”的工作。

 三、“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孔子践履慈善伦理的示范力量。

孔子说:“仁之难成久矣，唯君子能之。”（《礼记・表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包括慈善伦理在内的仁爱道德思想要付诸实践，在教化民众的同时，要树立典范，要培养骨干，就是朱贻庭先生说的：“孔子提出‘仁’和‘仁’‘礼’统一思想，归根到底是要塑造能承担历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君子’。”“这里所说的‘君子’是‘仁’的人格化，是理想人格的别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君子”原指有地位的人。牟钟鉴先生在《君子人格六讲》中指出：“孔子创造性地阐发‘君’这一语词中的‘尊贵’之义，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孔子确立了‘君子’这一理想人格范式，把中华美德凝结在人的文化生命之中。”

应该指出，对于孔子的这一“解放”工作，孔子之前的《诗经》《易经》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孔子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分。

从《诗经》来说，《诗经》中“君子”出现183次，在孔子之前的典籍中是最多的。《诗经》中的“君子”，是一个内涵丰富、所指众多的美称，诸多情况下是指称德行高尚的人。

“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小雅・湛露》）意即那些光明磊落、诚实守信的君子，没有一个不具备美好的品德。孔子主张“君子怀德”，这与《诗经》中对君子懿德的推崇相一致，二者都重视道德规范作用和具有美德的人示范作用。

孔子极为看重《诗经》中美德“君子”的形象，正如他所说：“‘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悦。’（《召南・草虫》）《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见《孔子家语・五仪解》，又见《说苑・君道》)

以下典籍的引证，更能反映孔子对“君子”人格的建立与《诗经》的紧密关联。

——在《孔子家语・问玉》和《荀子・法行》的“子贡问于孔子章”,均记载孔子引《诗经》“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秦风・小戎》）把玉的品质和君子的仁、智、义、礼、乐、忠、信等多种德行相类比。

——《孔子家语・正论》记载，孔子引用《诗经》:“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得到君子真快乐,他是国家的柱石。”出自《小雅・南山有台》）称赞郑国子产。

——《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孔子对鲁哀公说：“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平易近人的君子,是民众的父母。’出自《大雅・泂酌》）没有儿女富裕而父母却贫穷的。”

总之，从《孔子家语・正论解》记载可知，孔子从《诗经》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结论——“君子是则是效。”（“君子是学习的榜样。”出自《大雅・泂酌》）

四、“神之听之，式穀以女。”——《诗经》展示扬善惩恶的超现实制约力量。

孔子信天命吗？学界观点不一。且看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家语・ 六本》(又见于《说苑・权谋》)记载：

“孔子在齐国，住在旅馆里，齐景公到旅馆来看他。宾主刚互致问候完毕。景公身边的人报告说:‘周国的使者刚到,说先王的宗庙遭了火灾。’景公又问:‘哪个君王的庙被烧了?’孔子说:‘这一定是釐王的庙。’景公问:‘怎么知道的呢?’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伟大的上天啊,它所给予的不会有差错。’）（注3）天之以善，必报其德。祸亦如之。釐王改变了文王和武王的制度,而且制作色彩华丽的装饰，宫室高耸,车马奢侈,而无可救药。所以上天把灾祸降在他的庙上。我因此作了这样的推测。一会儿,有人报告:‘受灾的是釐王的庙。’景公吃惊地站起来,向孔子拜了两拜说:‘厉害啊!圣人的智慧,超过一般人太多了。’”

这里，孔子表示，上天降下的福祉，一定回报给有美德的人；灾祸亦是同理。“上天”作为人世间的最高主宰，同时也是扬善惩恶的监督者。中国传统慈善伦理思想史上，从一开始就贯穿“善恶报应”观念。

《诗经》“天”字出现170处,其含义除指自然之天外,多指主宰万物的神力之天，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大雅・烝民》)。《诗经》中“帝”字出现43处,“神”字出现22处,都与天同义。天、帝、神具有人格，能感知、监察世间万物万事； 天、帝、神也具备伦理属性，其功能是赏善罚恶。这些都对孔子的天命观产生重大影响。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孔子引《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长久修配合天命，自己求取多种福禄。）”主张“修德配天”，就是说上天在监督，人反过来要适配天命。

《礼记・表记》记载，孔子引用了《小雅・小明》:“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穀以女。”意即，恭敬地履行好你的职责,和正直的人亲近。神明会听到你的德行,会赐予你福禄。

在《诗经》中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存在一个虚拟的“人在做，天在看”的善恶奖惩机制。孔子与后世的儒家也一直沿用。    

《论语・子张》记载孔子学生子贡回答“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的”问题，说：“周文王和周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还留存在人间。”这无疑包括了人世间流传的《诗经》。

本篇仍以《诗经》的慈善金句作为结语——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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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孔丛子》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后裔思想言行的著作，过去多被认为是伪书，现在学界普遍重视其“珍贵价值”。

注2：《孔子家语》过去多被怀疑是三国时期王肃伪造的,不过上世纪末两座西汉墓出土的竹简，证明其书内容确实源自先秦。

注3：此处孔子引用的诗为未见诸现本《诗经》的佚诗。

注4：为了节省篇幅，部分诗文直接用译文，译文分别参考王秀梅译注《诗经》，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等，不一一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