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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完成:从准入管理转向全周期治理

2026-11-20 00:00

来源:公益慈善论坛

2026年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第848号,公布修订后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全文见今日第二条),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现行条例自2004年施行以来的一次全面修订,条文从7章48条扩充至8章79条。

现行条例施行二十余年间,基金会从不足千家增长至近万家。截至2024年底,全国基金会总数为9801家。规模扩张的同时,发起人责任缺失、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退出渠道不通畅、信息公开不到位等问题持续暴露。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此次修订的目标表述为“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

司法部发布的专家解读中,华北电力大学朱晓红教授将此次修订概括为“突出基金会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是基金会管理迈向系统治理的重要标志”。这一判断,恰好可以作为理解新条例整体逻辑的入口。


从正式条文看,新条例回应了六个层面的制度短板。

发起人责任:从无据可查变为全程可溯

现行条例对发起人在筹备阶段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实践中,以拟设立基金会名义发布信息、收取意向捐款的现象并非个案,一旦登记未获通过,善后责任往往落空。

新条例明确,发起人应当对基金会登记之前的筹备活动负责,筹备期间不得以拟设立基金会名义开展与筹备无关的活动,不得向非特定对象发布筹备和筹款信息,主要发起人应当担任第一届理事会负责人。

这一安排将发起人的责任起点从“登记完成”前移至“筹备启动”,填补了准入环节的责任真空。基金会全周期管理的第一个环节,就此有了明确的责任主体。

内部治理:从角色混同走向权力分立

部分基金会的治理结构中,理事长与秘书长由同一人兼任,决策权与执行权高度集中;监事由理事或秘书长兼任,监督职能难以独立行使。

新条例对此作出明确限制:理事长、秘书长不得由同一人兼任。秘书长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理事长(会长)、秘书长;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的秘书长应当为专职。监事不得由秘书长、理事、财会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近亲属兼任。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正式条文对秘书长兼职的限制,范围比征求意见稿更精确,但强度并未削弱。“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理事长(会长)、秘书长”是明确列举,而“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的秘书长应当为专职”则从履职方式上划定了底线。对于公募基金会而言,秘书长没有“兼顾”的空间。

治理结构不是用来挂名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角色一旦可以随意交叉,内部制衡就会落空。

信息公开:从选择性披露转向统一平台强制公开

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社会捐赠,信息公开本应是底线义务。但过去不少基金会的披露停留在年报中的概括性表述,捐赠人缺乏便捷渠道了解具体项目进展。

新条例设“信息公开”专章,要求基金会在国务院民政部门建立的统一信息平台上公开法定事项。北京师范大学韩俊魁教授在解读中指出,公开范围涵盖基本信息、党建工作情况、内部管理信息、业务活动信息、关联交易信息和财务信息等主要内容,且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他同时指出,这一制度设计“解决了信息发布渠道不一、信息公开模糊等问题”。

信息公开义务的履行情况,直接反映基金会的治理水平。2024年9月,民政部对济仁慈善基金会、天诺慈善基金会等作出警告处罚,事由包括未按规定在慈善中国平台公开基金会基本信息和慈善项目信息。同年11月,中国艺术节基金会等6家慈善组织因同类问题被处罚。信息公开不到位的代价,正在从“无关痛痒”变成“实质处罚”。

退出机制:从只进不出转向依法有序退出

公益行业长期存在部分基金会早已停止活动、账上无资金、项目无进展却迟迟不注销的现象。负责人不愿放弃身份,机构又无法正常运转,最终占用管理资源,消耗行业信誉。

新条例将“连续2年未从事公益活动”列为法定终止情形。朱晓红教授在解读中指出,这一量化条件的增设,使“僵尸组织”退出有法可依;同时明确基金会理事为清算义务人,清算义务人缺位时,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

退出渠道不通畅,是行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深耕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只进不出,劣币就会拖累良币。

法律衔接与登记体制:与上位法对齐,向基层释放空间

现行条例制定于2004年,面对2016年施行并经2023年修正的《慈善法》以及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部分规定已不衔接。新条例根据上位法进行了调整,将“原始基金”改为“注册资金”,强调其捐助性质,并规定注册资金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在登记管理方面,新条例明确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直接登记范围限定为“扶弱济困、扶老助残、恤病助医、救孤助学、赈灾领域”,直接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为省级民政部门;设区的市级层面保留双重管理体制。注册资金最低限额按登记层级分别为200万元、400万元、2000万元。

这一设计在便利化与风险防控之间取了一个平衡点:基层有空间,但口子没有完全放开。


综合监管与“双罚制”:责任穿透到人

新条例在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两章着墨颇重。浙江工业大学吕鑫教授在解读中将监管体系的变化概括为两点:“监管主体实现了从双重管理到多元协同的体系转变;监管方式实现了从年检主导到多措并举的机制转型。”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以及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也可以对基金会进行监督。

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双罚制”的引入。吕鑫教授指出,新条例在对单位处罚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罚,确立“罚单位+罚个人”的双重责任机制,“把法律责任穿透到具体决策、执行人员,做到责任到人、过罚相当”。未经登记擅自以基金会名义活动的,取缔后对责任人员可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弄虚作假骗取设立登记的,撤销登记后对责任人员可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出租出借证书印章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罚单位不罚个人,过去是很多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制度漏洞。责任穿透到具体决策者和执行者,才谈得上“过罚相当”。

制度补丁已经打上,关键在执行

2024年6月,民政部通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9958项目操作违规、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等问题,对其作出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柯某孝私自以“儿慈会9958项目”名义骗取患儿家长钱款近千万元,副秘书长、9958项目负责人王某涉嫌职务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更早的案例同样触目惊心。原慈孝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韩学臣利用职务便利,将基金会2980万元转出后非法占为己有,最终因集资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些案例指向同一个问题:公信力崩塌往往不是单一环节失守,而是治理、监督、公开多个环节同时失灵。

新条例从发起人责任、内部治理、信息公开、退出机制、法律衔接、综合监管和双罚制等方面系统补漏,覆盖基金会从设立、运行、监督到退出的完整链条,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每一笔捐款的去向有迹可循,让每一个管理者的责任有据可查,让每一次失范的行为有罚可依。

国务院令已经签署,条文已经生效。接下来,要看每一家基金会是否愿意把规矩真正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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