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古代四本时间跨度八九百年的书——唐代张说的《钱本草》、北宋吕蒙正的《寒窑赋》、北宋邵雍的《渔樵问对》、清代刘鸿典的《村学究语》（其中前两者其实是两篇文章）走红了！出版社界竞相出版，社会上形成了一个阅读的小热潮。

最早将之并称为“四大奇书”，当是台湾大学著名教授傅佩荣。他说，中国伟大的“四大奇书” 绝不只是四本普通书而已，这四部典籍分别蕴藏为人处世的深邃智慧。《钱本草》以药喻财，道出善用积德、滥用招祸的真谛。驭财七术，助人挣脱金钱枷锁。《寒窑赋》借宰相逆袭史，描述低谷沉淀、巅峰清醒的处世哲学。《村学究语》凝结清代术师40年心血，以教育童孩为核心，揭秘传统教育智慧。《渔樵问对》借17组哲学对话，从天地法则悟人道规律。“这四本书不讲虚言，只传实学，无论你是青春或暮年，职场亦或闲居，顺境还是困顿，皆能从中找到破局之道。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结晶，直指人心，值得终身研读珍藏。”

四本书当然本不是写慈善的。既然如此神奇，如此走红，笔者蹭个热度，探究一下“四大奇书”中的慈善。

笔者曾作文《论“士”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论述“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四本书的作者又为此提供了实证。张说、吕蒙正、邵雍、刘鸿典是躬行慈善的古代“善士”。他们不仅将善念诉诸笔墨，更是践行慈善，做到言行合一、言传身教。他们身份各异、境遇不同，却均以儒家思想为指引，将慈善融入日常、刻进本心，用具体行动诠释了“善”的真谛，也为四本奇书带进了富有价值的慈善内涵。

《钱本草》作者张说，平生著述彰显儒家仁爱理念，早年他便在保定满城区花阳山建书院，率徒卜居讲道，发达后又重修书院，为学子营造清幽的求学环境。为官期间，遇地方灾荒，他必上书朝廷请求减赋、开仓放粮，严令杜绝克扣赈灾物资的行为，确保善款真正惠及受灾百姓；体恤戍边将士艰辛，他上书裁撤冗余戍边人员，减轻国家财政与将士负担；对困境中的亲友僚属，他倾力接济，对寒门才士，他积极举荐，晚年辞官后，他捐出大部分家产兴办乡学，免费招收寒门子弟，助力其求学成才，去世时竟“家无余财”。他的善举都与《钱本草》中的慈善主张契合。驭财致善、言行相顾。史书记载张说的人生也有不少瑕疵，但“瑕”不掩其慈善之“瑜”。

北宋贤相吕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明辨贫富、济世爱人。关注底层平民，反对作秀式行善，同时倡导家族向善，提出“人能学积善，家有余庆。”“教子以俭，不营私产。”他用一生坚守践行善心。任西京留守时，逢荒年便推行粥棚制度，在洛阳城东设立常平仓，沿街施粥接济饥民，发现官吏克扣粥米，便不留情面加以严斥，并用官袍裹住受冻乞丐，彰显济贫诚意。他在私宅设立“会宾楼”，借亲朋聚会之名，暗中接济落第寒士。吕蒙正病重之际，留下遗嘱“家产尽设义庄，专供洛阳贫童束脩。” 这份善举延续两百年；其孙遵照遗愿还创办“吕氏义塾”，免费招收贫困学生。吕蒙正去世时家无余财，将积蓄用于慈善事业，体现了他 “寒窑出身，富贵不忘本”的初心。

北宋理学家邵雍，在《渔樵问对》中以渔樵对话提出“天道福善而祸淫”“让则有仁，争则有害”的主张。他著作中强调对穷人平等相待、真诚相助，不仅要物质帮扶，也要精神感化。初到洛阳时，他家徒四壁，靠打柴做饭侍奉双亲，却仍时常帮助邻里。富弼、司马光等名相敬重其德行，合资为他兴建庄园，他命名为“安乐窝”，并常年对外开放，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都以清茶相待、真诚交流，以自身德行感染他人。王安石变法期间，他劝诫任职州县的门生故旧坚守岗位，在推行新法时宽减百姓负担，“宽一分，民受一分赐”，推行宽民济世的善念。授课讲学时，他不问弟子出身，对贫寒弟子免费授课、接济衣食，从不收取酬劳，用“扬善隐恶”的方式引导他人向善，以真实行动诠释了修心向善的真谛。

作为《村学究语》的作者，清代学者刘鸿典，积德行善，育人利物。“师道立则善人多”。他一生扎根眉州基层以教育作为行善的实际途径。宣传慈善文化，“惟有积德行善，可以转移造化。”带动更多人践行善举。以讲学为业，却从不收取高额学费，对寒门弟子免费授课、提供笔墨纸砚，还倡导设立乡学，让贫困孩童得以接受启蒙教育。邻里有困难，他主动相助；遇荒年，他拿出自家粮食接济乡邻；邻里有纠纷，他主动调解，践行“宁让人，勿使人让我”的善念，将慈善融入日常点滴，成为基层善士的典范。

四位作者，一位以财富践行善，一位以位势传递善，一位以哲思感化善，一位以笔墨普及善。他们将自身的慈善思想诉诸笔墨，更以具体的行动践行善心，真正做到言行一致。

陈越光说：“慈善文化是慈善的成因与展现。”慈善教育既是慈善的成因，也是慈善的展现，慈善教育是慈善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蒙教阶段作为人格塑造、理念启蒙的关键时期，更是慈善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结合宋元以后儒学民间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向，蒙学读本编撰、基层慈善教化成为儒家思想渗透民间的重要方式，《村学究语》便是这一背景下慈善蒙教的典型代表。在这一作为古代儿童教育学专著中，也清晰勾勒出古代慈善蒙教的基本面貌，成为古代慈善文化的一个重要截面。 

一是突出慈善蒙教的意义。序言便引《周易·蒙卦》：“以蒙养正为圣功。”此谓于蒙昧未开之时施正教，立正德，是成圣立业的根基所在。开篇强调：“训诲童蒙，必当尽力。”童蒙教育“如农人种树，固其根本，而后枝叶自茂。”“童子之天性未凿，善言入耳，句句钻到心头”，此时植入善念、培育善心，便能养其浩然之气，成其君子之德。这种观点契合宋元以后儒学民间化中“以蒙教正民风”的核心诉求。

二是分述慈善蒙教的内容。慈善蒙教目标是做“善人”——“当言学是学为善人，人必为善方算善人。”内容贴合少儿生活，通俗易懂、入脑入心。其一，品德修养培育，“先敦本而后施仁。” “圣人教弟子之法，孝悌、谨信、泛爱、亲仁，而学文乃其余事。”“先生日日讲善言，童子日日听善言，习惯自然，便把根植固。”；其二，日常点滴善举，倡导“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宁让人，勿使人让我”，教导少儿从小事做起，如帮扶邻里、体恤弱小、珍惜粮食；其三，义利之辨启蒙，传递“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念，“勿以蝇头之利，而害天生之蒸民。”教导少儿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这些内容始终围绕积德行善、济人利物的核心，让慈善蒙教扎根生活、贴近实际。

三是创新慈善蒙教的方法。主张结合少儿的认知特点，提出了贴合实际的慈善蒙教方法。有“榜样示范法”。用历史上的“人杰”故事引导童蒙。老师、家长以身作则，“正德修身，为子弟倡。”如邻里有难时主动相助、荒年时接济乡邻，让少儿在耳濡目染中养成善习。还要在学生中“教明白几个人，便是通馆榜样。”有“通俗劝诫法”。以口语化、生活化的语言，将慈善理念转化为少儿易懂的话语，避免晦涩难懂的典籍表述；结合实际生活，“将书中义理贴在人伦事物上讲”“如何方为爱众亲仁、力行学文。”还有“实践引导法”。“教之以孝弟忠信等事，见从。”“第日教蒙童施乞丐一文钱，不得谓非立达中事。”鼓励少儿主动参与日常善举，在实践中体会善的意义，巩固慈善理念。

四是强调慈善蒙教的原则。明确了慈善蒙教的原则，确保启蒙教育的正确性与实效性。一是真诚无伪原则，教导少儿行善不应为了虚名，而应源于本心，真诚帮助他人；行善不应炫耀——“积德最深，阴功。”阴功就是反对作秀式行善。二是循序渐进原则，“为师者训导有法，引之趋于天理，则其身心必将日进于善。”逐步引导其树立行善理念。此外，与私塾固有的戒尺教育不同，刘鸿典揭示“严慈相济、因材施教”的启蒙智慧。

如果说现代各种版本慈善史均缺少古代慈善蒙教的记叙，那么，利用《村学究语》，可以弥补这一空白。

慈善真正施行，很大程度离不开财富这一重要物质载体。而如何看待财富、如何驾驭财富以行善济众，是古今慈善文化的核心命题之一。《钱本草》以别出一格的“以药喻钱”手法，言简意赅说明财富的本质、属性与运用之道，剖析了财富与慈善的深层关联，提示了古代财富向善的伦理准则。可以说，《钱本草》是古代财富与慈善关系的妙论

其一妙在在以药喻钱，辩证揭示了财富及其可以成为慈善载体的双重属性。开篇的精妙比喻——其“味甘”“善疗饥寒，解困厄之患”，恰是财富能成为慈善物质基础的原因。传统慈善济人困厄、解人危难，而财富正是化解饥寒、纾解困境最直接的手段，这正是张说眼中的“良药”。而其“大热，有毒”，则指出财富属性的另一面。金钱善用可为慈善之良药，滥用则为害人之毒药。

其二妙在提出“积散之道”，为财富运营确立了慈善的导向。 “一积一散谓之道。”“积”才使个人、家庭生活有保障，进而钱财有余，为慈善提供物质支撑。“散”除了一般用度之义外，在古代有一层特定的含义，就是将所“积”财富用于济贫扶弱、乐善好施。

其三妙在以“道、德、仁、义、礼、智、信”七术驭财，搭建了一个财富向善伦理架构。“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无求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己谓之智。”加上前述的“一积一散谓之道”，是“张氏驭财七术”。将儒家核心的人伦道德融入财富管理，为财富向善划定了清晰的伦理边界。其中“博施济众谓之仁”，更是将财富与慈善的关系推向了核心——财富的最高价值，便在于以之博施济众、济世利人，这也是“仁爱”的终极体现。“七术”相融，让财富向善不再是简单的物质付出，而是兼具道德与智慧的实践。

“修德积善，君子常分。”吕蒙正、邵雍同为北宋人物，一居庙堂之高，一处江湖之远，都是一代硕儒，都有见善就之、济世恤民的情怀。《寒窑赋》和《渔樵问对》，都是深具哲学意蕴的大作，一以自身沉浮喻世，一以渔樵对话明道，字里行间苞含着朴素却深刻的哲学思考，既折射出两人不同的处世之道，也共同给世人行善以诸多哲学启迪。

启迪之一：行善先明“无常”。以平等心待困厄，摒弃傲慢与卑贱。《寒窑赋》开篇便以自身沉浮喻世事无常，“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又言“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这并非消极宿命，而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哲学——人生境遇无定数，贫富、贵贱皆非永恒。所以要“生平结交惟结心，莫论富贵贫贱。”这种哲学认知，我们从行善的角度得到的启迪是：慈善亦是基于“众生无常、境遇无定”的共情与体恤。所以，做人要“常存礼义于身”。邵雍在《渔樵问对》中有相应表达,故言“让则有仁，争则有害”，善待困厄者。这种善心，正是慈善最本真的哲学底色。

启迪之二：行善当循“天道”。“所谓积德，可以回天也。”以敬畏之心固守善念，不违本心、不图虚名。邵雍在《渔樵问对》中，以渔樵对话阐释天道本质，核心便是“天道福善而祸淫”，他认为，天道的核心是生生向善，善是天地运行的自然之道，行善就是顺应自然本心、敬畏天道规律的本能之举。这种哲学，将善从道德约束提升为自然法则，让行善成为一种顺应本心的自觉。吕蒙正在《寒窑赋》中，以自身经历印证天道酬善的朴素哲学，“人能学积善，家有余庆。”他将自身的境遇变迁，最终归结为积善累德的结果。

启迪之三：行善当修“心性”。以纯粹心践善行，不被私欲、名利所扰。邵雍在《渔樵问对》说：“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谓也。”慈善最核心的哲学支撑——慈善重要前提在于内在的心性修炼，唯有心善，方真行善。吕蒙正在《寒窑赋》中，亦强调心性修养对行善的重要性，他看透了名利的虚妄，始终守住“贫贱不移其志，富贵不淫其心”的心性，身居高位看重行善济众，正是心性纯粹的体现。

   上述四本书，本是互不关联。既然已习惯并称为“四大奇书”，不妨视为一个有机结合体。从慈善的角度说，“四大奇书”对传统民间慈善“从理念到实务、从精英到平民、从慈心到善财、从日常到哲思”作出了多层面、多视角的展现。尽管有一些理念带有封建思想色彩，但总体上具有超越时代局限进而对当代慈善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