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善文化的一个很大特征就是家族传承，潘光旦曾经对嘉兴望族有过专题研究，其中提到不少嘉善的望族。金一平在《柳洲词派》一书对家族文化脉络也有进一步的厘清。这些名门望族通过师生、故旧、联姻等关系，织就了一张蔚为壮观的交际网络。这里重点考察袁了凡、丁宾、魏大中、钱士升、陈龙正5位嘉善士绅的情况，他们主要的活动时期是从万历中后期一直到明末。

晚明时代，社会思潮出现多重性，比如王阳明“行知合一”的心学思想、东林“经世致用”思想和程朱正统理学之间的交战交融。从学术传承情况看，袁了凡、丁宾是王门心学的传人，钱士升、魏大中、陈龙正是东林学派的传人。宋明理学对陈龙正的影响也较大。当然，实际上他们的学术思想并不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而是呈现一定的交融。尽管学术见解有差异，总体来说，他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家族之间也频繁地互通婚姻。袁黄对丁宾、陈龙正十分推崇、赏识。陈龙正把丁宾、吴志远、魏大中和袁黄看做自己最亲昵的师友。魏大中、钱士升、陈龙正三人，则是少年即同窗的好友。

晚明的嘉善，百余年间，出现了为数众多“善”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这是相当了不起的，特别是袁黄和陈龙正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对明清善书的流行、善堂善会的兴起，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直至今日经久不衰。

丁宾，生活在晚明六朝，历仕三朝，无论在官场、在民间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海瑞、叶向高的称赞。对于他的善行，陈龙正曾经有过回忆，称丁宾在万历十五六年，捐3万银两，活数万人：

幼时闻清惠公万历十五六年赈饥事，心窃感之。以为捐万金，活数万人，真盛德事矣。今核其数，若米若布，若絮若槥若金钱，乃合费三万余金，盖竭其祖藏不足，又继以贷云。

钱士升也记载了丁宾的善行，并记录了丁宾节俭的生活状态：

每遇祲岁，煮糜以食饿、施布以庇寒。凡四赈，活民常数万，又捐腴田百亩，以赡学宫。……自奉甚俭，一敝冠四十年不易。旧庐将圮，用木枝柱。唯好施，老而弥坚

除了嘉善，丁宾还向周边受灾的吴江、青浦赈济，捐米5.7万石（近3700吨）。丁宾虽有《丁清惠公遗集》存世，但其生平很多资料已经散佚，十分可惜。作为晚明嘉善士绅的领袖，值得继续深入挖掘。

陈龙正《几亭全书》书影

魏大中：东林党的中坚，反抗魏忠贤暴政的斗士，被誉为大明三百年忠烈刚强第一人。他是海瑞式的清官，安贫乐道、刚正不阿。清初大儒孙奇逢评价说：“缙绅俭德，六十年所见，只此二人（指魏大中与周顺昌）。”

魏大中曾经说：为善最乐，但“善”是需要勇气的，哪怕世人责难、刀斧在前，也要奋不顾身。他对善的这种认识，与其政治经历相关。魏大中心怀桑梓，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为嘉善争田、减免漕税作出过很大的努力，所以深受百姓爱戴。

钱士升：嘉善的第一位状元，官至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崇祯年间，他因反对武生李琎为筹措军费而提出的首实籍没法，以激烈抗拒而去职。钱士升积极参与同善会的活动和地方事务，为地方治理作出很大的努力。

陈龙正：在万历三年春荒时，听闻灾民将半岁大幼子投入卖鱼桥下的惨剧后，决心投入地方赈济活动，并于次年成立同善会。他多次主持参与会讲、募捐活动，并通过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使得嘉善在明末罕见的大饥荒中，奇迹般地几乎没有出现饿殍。同善会被称为前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代表，陈龙正可称为中国慈善运动的先驱者。

明代嘉善置县促进了本地文化的发展，为士绅阶层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晚明嘉善政治、社会经济的剧变，促使地方有识之士重新反省传统儒学的内涵，寻求契合社会大众的劝善、行善方式。同时，善书、善会在明末集中出现的原因，不仅因为满足穷人救济需要，也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治理话语权增加的体现。通过对大众心灵的安顿、对贫者救赎，维系地方社会的稳定和道德系统的重建，以实践晚明士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

当然，像袁了凡这样的善书作者在宣扬因果报应时，都会受到来自传统儒家理性主义精神的挑战。比如，作为宋明理学代表的刘宗周，出于对明末以来王学积弊的修正与反省，通过《人谱》一书对袁了凡的功过格提出批评，反对功利因果，倡导《纪过格》，但其道德标准订定之高、要求之苛，在功过格发展上前所未见。当时的百姓、士人并不青睐刘宗周的《纪过格》，更多遵循的是袁了凡的功过格模式。实际上，即使从整个明代来看，除王阳明这样的个例外， 理学家的学问往往与其取得的事功相脱节。也就是说，道德之长，并不能很好地补治世的技术、制度之短。

嘉善社会治理和灾荒赈济的特色可以从以下两个例子看出：

第一个是“善与人同”理念的确立。同善会是一群心怀百姓的士人以及捐助善款的善士，通过讲会的模式聚集而成的一种民间赈济团体。钱士升在解释“同善”一词时，指出同善就是“善与人同”。陈龙正后来将其作为同善会的宗旨。

同善会的募捐活动有一个特点，就是设上限而不设下限。你可以捐一枚制钱，但不能捐得太多。对此，陈龙正的解释是，善款不在于多，而在于捐献者众，而较低的入捐门槛，有助于会员的扩大，增强教化民众的作用。即使家境很一般的家庭，每天也能积攒一文钱，也不至于对家庭造成较大的负担。

大约在1640年，一位西方传教士——耶稣会士目睹了同善会的会讲与募捐活动。他写道：

在这所城中（嘉善县城）有一个学会，……该学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告老还乡的高级官吏和文人墨客。他们每年聚会四次，……每三个月选一次主席，其任务就是把会员们要捐赠的衣物收集起来，捐赠的数量也有一个不许超越的固定上限。主席把这些衣物分发给本县和周围的穷人、孤儿。主席把这些捐赠衣物人的姓名、地址、数量都登记在册，每届任期满时把名单抄写出来，说明怎么运作的，收了哪些钱物，怎么散发的。

可见，同善会的运作是十分有组织性的。

第二个是对首实籍没法的抗争和嘉善实践经验。

嘉善士绅，如丁宾、陈龙正、钱士升，重视地方富户在赈济、公益事业上的重要作用，希望他们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协助地方灾害的救济、资助地方水利与其他公共建设，推动地方防御等等。

丁宾认为，一个县中如果富户较多，那么小民就不会受困：反之，富室荡然，则小民不会受福。陈龙正将救灾的希望寄托在地方乡绅、地主身上，所谓“一方富室救一方贫民”。他劝告富家大室说，如果你们能够倡捐劝化，使穷民生活获得安顿，那么你们的财富，也能够在乱世中得以保全。

他们通过劝谕富者散财以积德，减轻他们因财富带来的焦虑，所谓“以安富户，使便贫农”这是晚明嘉善地方治理和赈济活动的一大特色。

这与后来当朝者的政策相左，钱士升愤然以去相抗争。钱士升称：“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反对籍没江南富家的财产。

300年后，郭沫若就此对钱士升提出激烈的批评。郭沫若甚至认为，籍没江南富家的财产，不仅可以助饷，也可以救荒，只要兵食有着，寇乱就不会蔓延，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钱士升不幸在郭沫若笔下成为了明朝灭亡的“替罪羊”。

但嘉善在晚明成功的灾荒应对和社会治理实践证明，郭沫若太低估明代江南士绅在地方治理中杰出的正面作用了。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应该提倡这种理念，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大的责任，鼓励企业家、成功人士投身慈善，唤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于促进哑铃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过渡，消弭当今社会的诸多矛盾，是依靠税收调节之外的一个良策。

总的来说，明中后期，推动嘉善“善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的力量是复杂多样的，与这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黄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明清善堂、善会的兴起，从时间上来说，正与善书的流行同步；而嘉善同善会的成功实践，则是中国慈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对清代以后其他地区慈善事业发展也起到了引领和垂范作用。

清·佚名《嘉禾项氏宗谱》（钞本）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