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0年，从大理寺卿胡槩提出嘉兴分县的理由可以看出，明初嘉善一带， 经济已相当繁荣。到明中后期，嘉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县志上有一句话，概括了晚明嘉善科举兴盛的特点:“初， 魏塘士人皆尚书画诗词。筑城后，独举业蒸蒸日进。

这里所称的“独”，可能是指元明之际，嘉善这片土地上曾经迎来了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代表人物是吴镇、朱碧山、张成、杨茂等。可是，文化的繁荣并未与举业的兴盛同步。元代至明置县前，嘉善所在区域仅两人登进士榜。置县后的12年，项忠成为嘉善的首位进士。

从项忠到钱士升的180年间(正统七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嘉善进士中式59名，平均每科超过一名。如果以嘉善筑城——嘉靖三十二年为起点至明末的91年间，科举成绩更为可观，进士中式64名,平均每科接近两名。嘉善科举的质量也很高，是全国26个巍科大县之一，明清两代有巍科人物11人。

关于江南重赋的记载和研究很多，简单来说, 对嘉普而言，税负全省第一, 在整个中国，仅次于周边的苏松地区。每年上缴漕粮8万石,故顾炎武曾称:“盖全浙之税莫重于嘉郡，而嘉郡之税莫重于嘉善。”朱彝尊的记载显示,嘉善税负较高的原因，是分县时继承了嘉兴府最高比例的官田——官田除了税负， 还有地租，与民田相比，负担可以相差数倍。

明代以来的重赋，促进了棉纺、陶业（砖瓦）等手工业的发展。

习惯上，我们称嘉善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但放在明代并不确切，明代嘉善几乎不种桑养蚕，桑树“向来惟西乡有之”，不过4000株而已。明后期，稻田逐渐被经济作物挤占，稻米即使在丰年也不够吃，需要从外地输入。这恐怕是窑业发展的无奈选择。窑业获利颇丰，但存在环境资源的制约，“近窑诸村，荒田尤多”，以致官府多次饬令“严禁挑卖田泥”。

棉花种植大致明中期开始。正德十年，县丞倪玑曾说：“高乡不宜稻，……宜兼种菽稷、木棉、桑枣之类。但土人不习也。愚尝教之，有未成者。”

纺织业是晚明嘉善重要收入来源。据当时的《阅世编》《沈氏农书》等的记载，一个男劳力，种稻一年收入是8两银子，而一名妇女从事纺织一年收入，可以达到男劳力的两倍。当时，县城之东、西市有纱庄，枫泾则成为棉布交易及加工的专业市镇，有商号上百家。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谚。不知疲倦的嘉善妇女纺织大军，不仅衣被了天下，也使寒门学子的科举梦得以实现。

嘉善的县学、书院建设与置县同步。而后，海内知名“儒士”，如王畿、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陈子龙等与魏塘文人交游频繁，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推进了嘉善科举事业和人文发展，名门望族与科举世家随之兴起，士绅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开始走上地方社会生活舞台。比如，明代项忠一门出了11名进士，并创造了五世连续登第的中国科举史最高纪录。

随着嘉靖以来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城市和集镇空前繁荣，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缕启蒙主义的曙光：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弱化，心学得到广泛传播，人们的自我意识渐渐觉醒，人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同时社会风尚也渐渐由俭入奢。

万历初年，嘉善风气民情大变。当时的县令章士雅说：

嘉善“其土田多荒芜，而其赋入倍于他邑。其地无珍异，而其俗在吴越间日竞于奢靡。其民力田者，苦徭役之烦，往往弃其本业，而习于游惰，甚且干纪犯禁，乐斗喜讼而无情。”

《枫泾小志》描述的民间赛神庙会：

“童子十岁以下貌端好者，遍扮诸天列宿，尽态极妍，衣皆奇丽，珠以万计，金玉以千计其有不足，则假诸邻邑。互相夸耀，举国若狂，费几累万。至期，士女倾室往观，百日内闻风而来者，舟楫云集，河塞不通，一时传为盛举。”

人口增长和经济作物大量引种带来的粮食风险，使得嘉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加脆弱。不幸的是，明中后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的时期，根据县志记载，明嘉靖至明末，嘉善有记载的水旱灾害27次，大饥荒9次，大疫4次，还有频繁的蝗灾、雨雹冰雪等极端天气影响。

套用狄更斯的话来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