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15 11:40
来源: 杭州政协
近百年前,杭州江干至萧山西兴一带,都是宽阔的江面。钱塘江入海口宽近百里,至海宁盐官一带,渐缩为3公里左右,呈喇叭形,潮波上溯受阻,波涛汹涌,状如万马奔腾,声如惊雷震地。古往今来,每到农历8月18日,潮头高达3到5米,无数名人前来观赏,留下许多动人诗句。
古时候,据说秦始皇为了到会稽去祭拜治水英雄大禹,要过钱塘江。那时的杭城一带是汪洋世界,秦始皇行至宝石山边,将缆绳拴在一块大崖石上,然后登山眺望,急欲选渡口过江。因江面辽阔,水急浪高,只好沿江西行120里,从狭中渡。 胡雪岩捐银首建 到了19世纪60年代,杭州丝织、印刷、造船和其他方面在国内遥遥领先。当时“红顶商人”胡雪岩富甲一方,人们尊他“江南药王”。他笃行佛教,把“好义为人钦”作为至理名言,认为“有钱不行方便于人,如入宝山空手而回”。为沟通与萧、绍、宁、温等地的药材业务,积德行善做好事,经巡抚核准,他独资捐银10万两,在南星桥至西兴江面之间首创义渡,免费接送两岸商人、农民和居民过江。此举引起社会热烈反响,一时间杭城开明士绅商贾纷纷相助。 当时胡雪岩委托一批有经验老船工,制造了四条长15米,宽4米,可载100多人的方头平底渡船。这种船比一般渔船大5倍,便于人员携带物品上下,行驶平稳,只是全靠人力摇橹,显得十分笨拙。如遇天晴顺风还好,如果逆水逆风或遇潮水,不仅苦不堪言,而且时有危险,所以时常被迫“封江停渡”。说起“封江停渡”,也有一件趣事。当时没有通信设备,为了把消息告诉大家,人们在南北两岸各竖一根高高的旗杆,一旦因风急浪险决定“封江停渡”,两岸便把一面细布做的大旗子扯到旗杆顶端,好象是向老天爷举手投降。两岸过客见到旗子,就知道已经停渡。 由于经常遇到“封江停渡”,许多客商被滞留江边,使往日冷清的南星桥慢慢繁荣起来。加上木业兴起,江边百船云集,岸边百业应运而生,许多茶糖酒饭、南北杂货商店,从闸口至三廊庙十里,江干顿时热闹非凡,人们从此把这里称为“金江干”。 到1883年,钱江义渡已在风雨飘摇中苦撑20多年。虽然胡雪岩每年要支付许多银两,但“上半夜为自己着想,下半夜为他人着想”的他却无怨无悔。当时渡船已有36艘,船工350多人,可谓盛况空前。可惜胡的蚕茧丝绸生意因受洋商倾轧受到严重挫折,一时陷入无力自拔的困境,加上他年迈体弱,终于在疾病折磨和精神郁闷中而抱憾辞世。 俞襄周鼎力接办 眼看钱江义渡无法维持,正在上海担任两浙盐运使、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长的俞襄周自告奋勇站出来。他号召在沪同乡,同舟共济,力挽危难,接办胡氏义渡之舟。一时间,众人鼎立同心,资金像雪花飞来,很快筹措一笔巨资,于是成立义渡基金会,从而使义渡大旗临危不倒。有了资金后,俞襄周在上海向外商购买了一艘机器轮船。他先在黄埔江上试船数次,然后带着一班好友乘机轮沿海路南下到三廊庙码头。俞亲自挑选5名有驾驶修理技术的人做水手,又令机轮拖着方头平底大船,在江面反复试航,直到没有任何问题,方才投入渡客。当时两岸百姓,称这种“突、突、突”冒黑烟的机器船叫“小火轮”,许多人没事也赶来坐一趟过个瘾,他们乘过以后,更是添枝加叶地描述洋船的奇妙,使人倍感新奇。 俞襄周为什么热衷于义渡呢?说起来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祖居绍兴马山乡的俞先生,原来家有良田数百亩、瓦舍50多间,历代经商,家资殷实。他在杭城有数家商号,同时经营杭州至桐庐、杭州至诸暨两条水上航运公司。因他经常到杭州城里办事,是义渡船上的常客。一年夏天,俞从萧山乘轿子赶往西兴过渡。当时穷人都是赤脚干活,轿夫要跑路,穿自己用稻草打的草鞋。这天,一轿夫的草鞋底磨破了,只好赤脚一拐一拐地走,使轿子一摇一摆的,结果把闭目养神的俞先生摇醒了。俞看轿夫痛苦的样子,马上从口袋掏出散碎零钱,让轿夫在路边歇息一下,顺便买双草鞋和茶水零食解解饥渴。因为草鞋是自己打自己穿的,跑了好几家店也没买到,轿夫只好忍痛上路。这一折腾耽误了时间,等赶到渡口,船已驶离江边300多米。俞先生只好在江边等下一班渡船。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等船时刻,忽见乌云骤起,风声大作,本来就是无风三尺浪的江面上,顿时恶浪滔天,可怜刚驶到江心的木船,像片轻飘飘的落叶,在江中时隐时现险象环生。显然船工已失去驾驭能力,这情景使岸上人的心揪紧了。此时,许多送别的人跪地求天,但愿菩萨保佑一船人平安过江,可是尽管千呼万唤,已是回天乏力,大家眼看一船人葬身于无情的江水中,人们撕心裂肺地哭着喊着。此情此景,像重锤撞击在俞襄周心扉上,他暗下决心,待到有朝一日,定要尽力改善渡江条件,不让这人间悲剧重演。 俞襄周临危受命,接过义渡大旗,时常拨冗顾问义渡具体事务。由于他采用机器轮拖船,不但快捷安全,而且增加对开航班,同时在每条船上配备救生设备,还在两岸备置救生船,又训练水上救生员,从而增加了渡江安全系数。从此,江南岸群众挑箩搭担,纷纷乘船来杭州,他们早上带着鸡鸭鱼虾、新鲜蔬菜进城,下午买着小商品百货返回,每天南来北往、川流不息。每逢春节清明前后,萧绍宁温的商人要赶回老家过节祭祖,致使渡船不敷应用,于是俞襄周又把杭桐、杭诸两家航运公司的船只,调到南星桥全力以赴支援节日义渡。在群众赞誉声中,俞先生又得到杭州知名人士王竹斋、金润泉、张载阳、蒋抑卮、王芗泉等人大力支持。不久,又向外商购买四艘铁壳机轮,并冠名为“义中号”“义正号”“义和号”“义平号”,使钱江义渡进入鼎盛时期。 成立钱江义渡局 此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成立了浙江钱塘江义渡局。义渡局局长由杭诸轮船公司经理王清光担任,使原来的民营性质变为一个官督民办的机构。当时,义渡局归省政府直接管辖,不论官商士农过江,仍然一律予以免费,保持义渡重义不重财的本色。 1927年,由俞襄周建议和资助,钱江义渡局着手建两岸南北码头。因为原来江岸边都是大片的淤泥沙滩,人们要登上渡船,必须走过很阔的一段沙滩,而沙滩时有积水,有的水深及胫,所以只好在沙滩上搁置长达百米的跳板,旅客步履艰难,稍不小心,时有失足落水之危,不但弄湿鞋袜衣服,而且容易伤人。尤其是遇到突发大水,或是江潮骤涨,跳板时常被洪水冲走,每年损失相当可观。搁跳板既不经济又不安全,义渡局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1927年开始,历时两年,先在三廊庙建成一座长250多米、宽10米的钢筋混凝土梁版式引桥伸入江边码头,人们从此跨上渡船,再不为涉水犯愁了。1931年,俞襄周给母亲做80大寿,同时为儿子完婚,俞家双喜临门,许多亲友致送贺礼,他将礼金全部献给义渡局,用这笔钱在码头上加盖水泥雨篷,使码头更臻完善,行人不再受日晒雨淋之苦。码头落成之日,当时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等官商云集,张静江亲自为码头题匾额“浙江第一码头”六个大字,下署:张人杰(张静江的字),至今此匾保存完好。1933年,钱江南岸以巨木为桩,用大型工字钢为梁,建成一座长达600多米的南岸码头。从此,两岸人员往来无阻,汽车也可以用轮渡过江了。 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前夕,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了不让日军利用钱塘江大桥向南进攻,忍痛将自己用无数心血建造的钱塘江大桥炸毁了。同时,为了阻止日军南进,人们把所有渡船及行驶在江上的部分船只装上引燃物,撑到南岸码头下点火起焚,将南岸码头全部烧毁,损失不堪统计。日本占领杭州后,三廊庙渡口任务更加繁重了。无数群众从这里过江,不但要交一定过江费,而且还要经过日伪汉奸搜身检查,完全改变了义渡始创人的初衷。不过,这短暂的民族屈辱史已经过去,一代新人正勇立潮头,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拼搏。 如今,随着杭州钱江时代的到来,浙江第一码头已改成滨江大道,钱江义渡早已被一座座现代化桥梁代替。老的码头已经拆除,采用固定墩的钢结构液压升降式新码头早已建成。但人们一谈起曾经是沟通浙江上八府、下三府的枢纽,起到过货运、客运、轮渡重要功能,让源源不断的物资从这里流向市场和千家万户的钱江义渡,仍然是津津乐道。为了纪念旧码头,人们正怀着几多难舍的心情在旧址筹建立碑,以便让后人观瞻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