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与慈善文化相辅为用。慈善事业发生在前，慈善文化积淀在后。慈善事业通过慈善文化形成传统，慈善文化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断层的文明，有着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慈善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扬弃式”演进，在现代社会仍保留着多种存在形式，并发挥着社会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慈善文化应当如何向前发展?笔者将从中华慈善文化面临的挑战和应采取的策略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当代中华慈善文化面临的挑战

　　中华慈善文化由数千年的慈善实践积淀而成。慈善文化的意识属性，注定其在面对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之时，必然存在着滞后性。特别是在社会空前发展，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的今天，其更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慈善文化的理念尚未达成共识。传统慈善活动集中于个体捐赠或团体救助，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益体系和社会责任感。伴随社会的现代化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公益服务、社会责任等观念渐入人心，但在整体文化认同和社会共识层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许多人对于慈善的理解仍停留于捐赠物质、援助困难等传统观念，缺乏对慈善文化的深层次认同。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慈善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公众对慈善的认知较为局限。

　　第二，部分慈善组织的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慈善组织的准入门槛较高，组织机构的独立运作机能不足，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机制尚未健全，相关税收减免与激励规定有待完善，比如捐赠数额税前扣除比例偏低、基金会投资收益所得税比例偏高。部分慈善组织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和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公信力与透明度也是需持续关注的方面。

　　第三，慈善文化的公众参与度有待提高。一些人将慈善活动视为单纯的捐款行为，忽视了更为广泛的参与方式及其社会责任。志愿服务、慈善项目的策划执行等形式，尚未引起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有待形成深入的社会文化认同。此外，对慈善的参与多是临时性行为，缺乏长期、稳定的公益行动。

　　第四，慈善活动的专业化水平稍显不足。许多慈善项目存在“泛慈善”和“碎片化”问题，缺乏有针对性的需求分析和长远规划。特别是在扶困、教育、健康等领域，慈善项目多是单一的捐赠行为，未能有效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这也导致一些扶困项目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采取表面化的救助措施，未能从根本上助力化解经济困难的深层次问题。

　　第五，慈善文化的普及和教育工作略显薄弱。慈善文化尚未完全嵌入到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之中，慈善不仅是物质帮助或捐赠行为的代名词，更应是社会责任、公共精神和社会公正的体现。

　　第六，慈善领域的法律和监管体系有待完善。慈善法已在法律层面对慈善领域进行监管，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法律空白和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从具体案例看，当前有关慈善事务的判决，多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为裁判依据，较少涉及慈善法。

　　第七，各方在慈善实践中缺乏有效深入的沟通。一些慈善组织在筹款、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方面的信息披露不充分，容易引发捐赠者的质疑和不信任，影响他们对慈善事业的参与积极性。民众缺少向慈善组织深入了解慈善活动全过程的机会。各慈善组织之间也应开展交流对话，互相取长补短，协力打造慈善公益项目。

　　第八，慈善文化的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近年来，一些中国慈善组织逐步与国际知名公益机构展开合作，并在救灾、扶困、环保等领域有所尝试，但整体而言，国际化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慈善文化和实践与西方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道德引导属性，需要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全球慈善实践当中，推动国际慈善组织对中国慈善的理解与认同。

中华慈善文化未来发展的策略

　　中华慈善文化的发展面临诸多时代的挑战。若想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紧紧围绕社会发展的核心矛盾，结合现有国情和时代特征，提出有针对性解决方案。

　　一是优化慈善文化建设的制度环境。文化是一个社会积淀最深的东西。我们对慈善制度的重新完善，是回应社会多元需求的表现，更是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具体优化路径，笔者认为有五点：(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管理慈善组织，合理引导慈善行为，提升慈善活动的公正性、透明度和社会效益，为慈善文化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将慈善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建设统筹战略格局之中，积极鼓励并支持文艺界、影视界和学术界创作更多更好宣传慈善文化的作品成果，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慈善文化的需求。(三)推进慈善文化建设与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有机结合起来，支持和引导各行各业人士开展公益服务活动，营造出人人向善行善的社会氛围。(四)重视学校教育在传承和培育慈善文化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加强全民慈善教育，特别是在学校、社区和媒体等方面倡行慈善文化，逐步转变民众对慈善的认知，推动慈善从单纯的物质捐助向社会公益服务的方向拓展。(五)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开展慈善捐赠，如以捐代税等，助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二是利用数字化网络、人工智能等平台，为慈善文化赋能。在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中，单纯依赖传统的慈善实践模式，难以充分应对当代社会的复杂需求。科技与数字化手段的融入，则有助于拓展慈善文化的传播路径，也能重塑慈善文化的价值表达方式，使其在信息化社会中得到规范化、普遍化的发展。对于慈善活动的透明度问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问世，恰好提供了可靠的解决路径。其中，数字化平台为慈善文化的普及与共享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互联网与移动端的普及又使慈善活动能够超越地理限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价值观念的传播。文化与技术的双向塑造，既是对中华慈善传统的现代转化，也让中华慈善文化在新的社会结构与全球语境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三是建设人人向善的社会环境。中华慈善文化是面向所有人的文化，任何人都可从中获得精神养分。当代慈善文化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构一种以平等参与和公共共享为核心的价值认同，将慈善从一种“施与受”的单向行为，转变为社会共同体内的互助与共建，使慈善不再被视作少数群体的“高尚行为”，而是所有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中自然践行的文化方式。具体而言，慈善文化需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长期以来，社会对慈善的认知停留在财富捐赠层面，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化上的“门槛”，使普通个体认为自身力量有限而缺乏参与感。若要实现“全民慈善”，就需要在文化层面倡导“微慈善”的理念，强调点滴之善、平凡之举同样具有社会意义，并通过文化叙事和价值传播，塑造“人人皆可慈善”的社会心理氛围。现代文明倡导的“人人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社会建设中，中华慈善文化就是个体走向公共生活的重要精神动力。当慈善逐渐被塑造为社会的“日常文化”，慈善行为便能在代际传承和群体互动中内化为社会日常规范。

　　四是将经济发展与中华慈善文化结合。以经济发展推动慈善文化建设，实质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财富分配与社会责任之间建立良性互动。传统以效益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中，财富积累往往被视作目的本身，而慈善则容易被边缘化或功利化。我们应当推动经济结构从单纯追逐利润向兼顾公平、责任和公共价值的方向转变，培育社会企业、公益资本、共享经济等新型经济形态，使慈善不再只是“财富再分配”的末端环节，而是在经济运行全过程中的价值导向之一。建设以文化内涵为支撑的经济结构，让慈善理念自然渗透到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各个环节，推动社会成员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内化慈善伦理。

　　五是将爱国主义与慈善文化有机结合。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从价值认同角度看，爱国主义与慈善行为本质上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爱国主义强调个人与国家、社会命运的紧密联系，而慈善实践则将这种联系通过具体行动加以落实，使个体在关怀他人、参与公益的过程中感受到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与贡献。因此，将爱国与慈善结合，通过教育、宣传以及公共文化活动，将传统德行与现代社会责任感相结合。以此提升民众参与慈善的内在动力，强化慈善文化的认同基础，使慈善行为从个人道德行为上升为社会共同价值追求，推动中华慈善文化的广泛认同与文化内化。

　　(本文作者：周秋光  系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史学会慈善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